在職場的超高負荷工作模式之下，一些年輕人開始選擇「躺平」。同時，一些西方國家在過勞死的背景下，開始思考每週工作四天的方式。
作為人類，技術進步讓我們不再終日為基本需求擔憂，可為什麼還需要永不停歇的工作呢？
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早在 1930 年，就在大蕭條威脅到他個人財富和世界的繁榮之際，他寫了一篇《我們後代的經濟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經典文章。
他在文中認為，長期的經濟和技術趨勢實際上表明，不出一個世紀（也就是現在），我們可以高效地滿足所有需求，只會出於習慣或為了樂趣而工作，且即便如此，每週工作時間可能也不超過 15 小時。
只作粗略瞭解，你會發現凱恩斯在某些方面是多麼正確，而在其他方面又是多麼令人困惑。是的，盡管貧困尚未消除，可是現代人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傳統的經濟學問題——稀缺性。如今，富裕國家的大多數人都可以輕鬆地為自己和家人提供衣食住行。
然而，近幾十年來，人均工作時間僅略有下降，仍遠高於凱恩斯的預期。在大多數國家/地區，標準工作周被定義為 40 小時左右，但現實情況是因為正式或非正式的加班，工作時間通常要長得多。
然而，就算收入高的工作，往往也是最辛苦的。中國新興的上班一族嘆息自己「996」的工作模式。你去矽谷上班，你會發現一些同事每週工作 100 小時。這就是導致過勞死的生活。
除了凱恩斯，我們的狩獵採集祖先也會認為這種現象讓人費解。人類學家詹姆斯·蘇茲曼（James Suzman ）在新書《工作: 從石器時代到機器人時代的深刻歷史》（Work: A Deep Histor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Age of Robots）中總結道：在石器時代，人類這一物種在存在的大部分時間裡，實際上就像凱恩斯所期待的那樣，工作時間短，但仍然健康甚至感到滿足。
蘇茲曼談到，這一定程度上歸因於當時人類的時間觀念和平等主義。因為相信大自然每天有能力餵養自己，狩獵採集者很少提前計劃，主要活在當下。而且因為居住在不在乎地位平等的小群體中，積累財富基本上沒有意義，每個人都可以要求你分享任何多餘的東西。
之後，時間來到大約一萬年前，農業出現了，這種純真隨之消失。人類不得不「為未來而活」，今天播種，幾個月後才能收獲，需要儲存種子和作物以備不濟。
後來人類生活在規模更大的、久坐不動的社會中，社會變得明顯不平等。如今，窮人與富人共同勞動，無論飢餓與否，人們出現了新的物質慾望。工作不再是為了滿足基本需求，而是為了滿足內心的需求，而需求，只受想像力的限制。
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推動了這一發展。廣告出現了，它滿足人們對未來消費和地位的幻想。最近，社群媒體佔據了主導地位，不斷地展示似乎其他人比你擁有著更多的資源。我們沒有哪天不是在比較中艱難度過，感覺自己不夠好，並且得出結論，一定要加倍努力。
所以我們猶如倉鼠，在輪子裡並排奔跑，想知道為什麼我們會原地踏步而又感到筋疲力盡。從某種意義上說，經濟學中的「稀缺性」再不能為我們現在的生活作出解釋，佛教哲學則給出了答案：現在驅使和折磨我們的不是身體的需要，而是心靈的渴望。
幸運的是，在某些文化中，優先事項開始發生變化。德國人曾經以勤奮著稱，如今卻因在西班牙東部的馬略卡島度長假而臭名昭著。西歐人普遍發現了放慢腳步的樂趣，和美國人相比時更是明顯。因此，英國人的“休閒”（leisure）和“快樂”（pleasure）押韻，美國人則和“發病”（seizure）押韻。
甚至在東亞，這種趨勢也在萌芽，比如日本就在討論工作周的設置。如今，中國的年輕人也選擇「躺平」，實際上是把懶惰作為一種生活方式。
在大多數工作中，只有經過僱主允許，你才能放慢腳步，而僱主需要更多的證據，證明面對面的時間減少並不一定會降低生產力——盡管冰島的近期試驗已經證明這件事。無論如何，如果機器人和人工智慧真的讓一些工作變得多餘，很多人擔憂是否會搶走自己的工作。
事實上，歷史已經證明了，在科技的發展下，職位或許會消失，但是工作永遠都存在，而且只會更多。二十年前，電腦剛普及的時候，試算表、文書軟體的出現，造成了一波新的工作機會。以前人工處理需要幾天的報表，變得只要半小時就可以完成。但是，多餘出來的時間並沒有讓工作者更空閒，反而是成倍的工作繼續的出現。
就連凱恩斯也已經知道了「技術性失業」的恐懼。但他基本上不屑一顧，推測更深層次的焦慮，其實來自於面對更多空閒時間，我們將如何處理自己的事情？事實證明，想要不虛度光陰，我們必須培養人性中新的，或者更確切地說，古老的一面，那甚至可能有點像工作。
凱恩斯認為這是值得努力的，因為「我們長期被訓練為努力生活，而不是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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