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一又讓你「眼神死」了嗎？也許你討厭的不是週一，而是這輩子沒法做自己

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是週日晚上了，但我能隱隱感覺到心中對即將到來的週一的牴觸。我到底在害怕什麼？害怕沒有空閒時間嗎？害怕沒法自由自在地過幾天逍遙的日子？還是害怕按部就班的生活中沒有了可能性？

對於那些從週一到週五都循規蹈矩工作的人來說，答案可能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失去了自由的時間——失去了自我——去迎合工作、學業和外界形形色色的需求。如果我們大多數人活著就是為了期待每個週末，那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週一的確代表著某些重要事物迎來終結。

我最喜歡的一幅圖（就是下面這張），圖中的哲學家 SlavojŽižek 沉思之餘嘟囔道：「你不是討厭星期一，你是討厭資本主義。」這句話不一定是真的是 Žižek 說的，但是它絕對引發了大家的共鳴。

▲ Image: Me.Me

我本人是不怎麼喜歡資本主義的，但即便是那些擁護資本主義的人，週日晚上也會不自覺地產生那種恐懼感。一般來說，週一的時候我們重回到工作日，回到上下班的路上，回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週一不只是提醒著我們，又得開始把人生和時間還有精力花在我們並不喜歡的工作上，還提醒著我們自己已經放棄了夢想，提醒著我們現在在掙紮著還清債務，提醒著我們覺得自己的薪水遠遠不夠，提醒著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千篇一律，所有的想法都是徒勞。

但說我們討厭週一僅僅是因為資本主義，那未免也太簡單了點。如果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同的經濟體制下，在這個體制下，每週工作時間仍然存在，週一還是要掙紮著起床為生計而奔波，這種恐懼還會存在嗎？我想可能還會存在，因為工作不僅僅是為了賺錢，工作也是我們參與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中，Hannah Arendt 定義了人類參與世界的三種不同方式：勞動、工作和行動。

根據 Arendt 的觀點，「勞動」涵蓋了我們生產生存所需的各種過程，比如種植和準備食物，或者生育和撫養孩子。

而「工作」則指的是我們為了建造人為世界而製造的東西，。我們可以直接生產這些東西——比如說，建造摩天大樓或製造紙巾，或者通過運輸各種零件、採掘稀有金屬或者在街角發放傳單等方式間接參與到生產活動中去。

「行動」可以用來描述人與人之間發生的活動和對話，例如政治或交流。只有通過行動，我們才能表現出自己。根據 Arendt 的定義，行動不是簡單的行為或任何形式的動作，它代表的是我們真實的行為，我們的本源。

換句話說，行動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我們要融入這個世界——自由行動——就必須要有行動的空間。在現代就業市場中，我們中的許多人並沒有多少這樣的空間。我們獲得一份工作的同時，也會被很多條款所約束，告訴我們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在自動化程度較高的崗位上，這一點或許最為明顯。例如，在 Amazon 的倉庫裡，員工從電子顯示器上接收指令，如果與同事交談或去喝點水，就可能會受到懲罰。

白領和服務業也存在對自由的限制，這些工作的要求限制了獨立思考的能力，特定的工作文化可能會強迫大家隨大流。作為一名公立學校的老師，我能感覺到自己在工作中所受到的限制，不僅僅是我該如何分享我自己的想法和觀點，還有我該如何利用教學時間。教授大量內容和提高學生成績的壓力意味著課堂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寶貴，不能被浪費。在如此多的需求和期望中，要想有什麼創造性的行動似乎是不可能的。

與工作日中所有應該做的和必須做的事情相反，週末成為了一個讓我們能抓緊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的「避風港」。如果我們沒法在工作中表現出創造性，我們就會想辦法在休息時表現出創造性。

但這真的是週末該有的感覺嗎？

如果我們太習慣於做別人期望和要求我們做的事，我們就會感覺自己越來越沒有創造性，甚至可能會想辦法逃避創造性。即使在週末，我們也會選擇不去做自己。我們已經習慣了成為別人，所以很難做回自己。所以我們不斷地逃避。我們用酗酒、抽菸、刷劇這樣的事情來麻醉自己，不斷地暗示自己「很忙」，「有計畫」，「和朋友一起吃早餐吃午餐，去商場購物，和家人一起看球賽。」我們把時間花在了太多的活動上，以至於忘記了自己的生活到底有多麼不自由。

但在那些寶貴的時刻——我們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時刻，我們將那些束縛自己的枷鎖拋到了九霄雲外。到頭來，我們還是做回了自己。

也許我們並不真的討厭週一。也許我們真正討厭的是沒有完全融入自己的生活。週一促使我們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這一生中，到底有多少時間是真正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