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歲的Google,在員工們的道德「審判」中走過流年不利的2018 Google 今天所面臨的挑戰,比其20 年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要多。這一年,是Google「有史以來最為動盪不安的時刻」。

黛安·格林(Diane Greene)在Google Cloud 首席執行長的位置上坐了三年,不說功勳卓著,也稱得上兢兢業業。2015 年,她剛剛走馬上任的時候,背負著Google 不小的期許,她要超越雲端計算市場上的兩座大山:亞馬遜和微軟。

三年來,Google Cloud 業績突飛猛進,逐漸成為市場上最主流的雲端服務之一,但整個市場的餅也越來越大,競爭對手的增長毫不遜色,兩座大山依然橫亙眼前,難以超越。

事業未竟,黛安·格林與Google Cloud的故事卻要先告一段落,63歲的她選擇在明年初離開Google,成為第三位在2018年離開Google Cloud的女性高階主管。

故事的結局談不上完美,過程中更有著數不盡的波折。對於黛安·格林的離開,人們並不感到意外,這位頭頂「廣受尊敬的技術專家」、「Google 最傑出的女性高階主管之一」等諸多光環的矽谷明星,在鋪天蓋地的媒體報導中,頻頻被提起的卻是她的另一個身份:「Maven」計劃背後的支持者。

二十歲的Google,在員工們的道德「審判」中走過流年不利的2018

磕磕絆絆的二十歲

今年三月,媒體曝光了Google Cloud與美國軍方簽訂的一項合作:Porject Maven,由軍方使用Google Cloud人工智慧技術分析無人機拍攝的畫面。因為擔心自己的技術遭到軍方不當利用,數千名Google員工發起了聯名抗議,逼迫Google官方在六月公開表示不會再與美國國防部續約。Google本以為事件就此結束,但不想「Project Maven」只是一個引子,受到鼓舞的員工們開始重新審視剛滿二十歲的Google,在商業增長和維持初心之間,Google和員工們開始了一次又一次博弈。

對於任何一家公司的員工來說,成立二十週年都應該是一件值得高興與慶賀的大事,作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公司之一,Google當然不會意外。然而「Project Maven」之後,在這意義非凡的一年裡,Google卻經歷了持續至今的流年不利。專為中國市場開發的「過濾版」搜尋引擎「蜻蜓」(Dragonfly)計劃,以及對高階主管性騷擾行為的輕率處理,令員工們不滿和失望的事件接連被媒體曝出,「弱冠之年」的Google正面對著一次又一次猛烈的道德質疑。

在本月初對Google CEO 桑德爾·皮蔡(Sundar Pichai)的專訪中,《紐約時報》說,Google 今天所面臨的挑戰,比其20 年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要多。這一年,是Google「有史以來最為動盪不安的時刻」。

二十歲的Google,在員工們的道德「審判」中走過流年不利的2018

渺小的4000 人

四月,「Project Maven」的爭議持續燃燒,近4000 名Google 員工聯名向皮蔡抗議,甚至有員工辭職表達不滿,要求公司與國防部劃清界限:「我們認為Google 不應該做戰爭生意。因此,我們要求取消『Maven』專案,公司應起草、宣布並執行明確的政策,確保Google 及其承包商永遠不會建構戰爭技術。」

這封千人聯名抗議信中,自然而然地引用了Google 那句聲名在外的信條——「don't be evil」(不作惡)。但對Google 的合作夥伴國防部而言,這卻並不是一個多麼高尚的準則。

美國國防部長吉姆·馬蒂斯(Jim Mattis)經常說,他的目標是要增加美國軍隊的「殺傷力」。與之相對地,「科技工作者的圈子裡,瀰漫著強烈的自由主義精神,在政府對技術的使用上總抱持著謹慎的態度。」華盛頓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的高級研究員保羅·沙查爾(Paul Scharre)如是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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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Google 內部,挺身而出的4000 名員工相比八萬多人的員工總數,理想主義的立場不過是小部分人的狂歡。也因此,置身風暴中心的格林,一開始就有些不以為然。她曾在一次公司會議上為「Maven」專案辯護,稱這只是一份「價值僅900 萬美元的小合約」,專案中的技術也不會用於致命用途。

儘管「Maven」專案的合約規模較小,但被媒體曝光的Google 內部郵件卻顯示,Google 高階主管們認為,「Maven」專案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可以藉此打開與軍方和情報機構合作的商機。一位從事「Maven」專案工作的Google 員工稱,Google 想提供一種「類似Google Earth」的監控系統,近乎即時地為無人機鏡頭分析提供「精湛的功能」。彼時,Google 還計劃競購美國國防部高達100 億美元的「企業合作型國防基礎設施雲端服務」(JEDI)專案,幫助五角大樓獲得由人工智慧和雲端運算支援的新型武器能力。Google 希望能透過這筆交易來提振Google Cloud 的業務,縮小與微軟和亞馬遜的差距。

一紙聯名信,讓格林剛剛精心計劃的Google Cloud「復興大業」化為泡影,輿論壓力中,她本人也不得不向聯名信背後的意志妥協。

6 月1 月,格林在員工會議上宣布,去年9 月與軍方簽署的「Maven」專案將在2019 年3 月到期,屆時Google 將不再與國防部續簽合約。她同時表示,「Maven」專案誕生於Google 積極進軍軍事領域的時候,在員工的強烈反對下,今天的Google 不會再做出同樣的選擇。6 天后,皮蔡在Google 官方部落格發文,闡述了Google 在AI 使用上的原則,承諾不會將人工智慧用於武器或監視用途,但表示將繼續與美國軍方在網路安全、搜尋和救援以及其他非攻擊性領域展開合作。他說,Google 將專注於創造「對社會有益」的人工智慧,並避免導致「巨大傷害」的專案。

二十歲的Google,在員工們的道德「審判」中走過流年不利的2018

名為「AI 助益」(AI for Social Good)的倡議應運而生。Google 在10 月底宣布,將透過「AI 全球影響力挑戰賽」(AI Global Impact Challenge)向人道主義的人工智慧專案提供2500 萬美元的贈款,以幫助解決人口販運、醫療保健、救災和環境保護等問題。而在當月早些時候,Google 還以「可能與企業價值觀發生衝突」為由,退出了對美國國防部百億JEDI 專案的競逐。

面對員工們關切,Google 展現出了「洗心革面」般的「求生欲」。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有可能奪標JEDI」的亞馬遜和它最大的挑戰者微軟,依舊不顧自家員工在網路上的匿名抗議,義正辭嚴地表示將繼續爭奪這份軍事大單。

亞馬遜CEO 傑夫·貝佐斯(Jeff Bezos)認為大型科技公司拒絕美國軍方的做法是錯誤的:「有時,領導團隊的一項工作就是做出正確的決定,即使它不受歡迎。如果美國科技公司背棄國防部,那麼這個國家就會陷入困境。這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它需要得到捍衛。」微軟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對此贊同道:「我們希望保衛美國的人們能夠獲得這個國家最好的技術,包括來自微軟的技術。」

在同行的「襯托」下,Google 展現出了與微軟和亞馬遜大相徑庭的企業文化,形像似乎瞬間高大了不少。但對於Google 前CEO 艾立克·史密特(Eric Sc​​hmidt)和副總裁米洛·梅丁(Milo Medin)等為軍方與Google 合作而奔走的人來說,恐怕是笑不出來。去年7 月,13 名美國軍事指揮官和技術高階主管聽取了他們關於如何將技術應用於戰場的建議,梅丁稱要在戰爭中使用人工智慧,史密特則是提議要基於此來製定未來20 年應對中國的策略。三個月後,「Maven」專案橫空出世。

現在,在雲端服務本就落後友商的情況下還要「忍痛割肉」,其間的滋味有多五味雜陳,史密特們也只能自己往肚子裡咽了。

襁褓中的「蜻蜓」

皮蔡的AI 使用準則在6 月發布後,Google 員工針對「Maven」的道德指摘開始慢慢消弭。8 月1 日,風波再起。The Intercept 一則題為《洩露文件顯示,Google 計劃在中國推出過濾版搜尋引擎》(Google Plans to Launch Censored Search Engine in China, Leaked Documents Reveal)的報導,再次向Google 拋出一顆震爆彈,打破了公司內部短暫的風平浪靜。

這則報導引述Google 內部文件和熟悉計劃的消息人士說法,指出這一專案代號為「蜻蜓」(Dragonfly),自去年春季以來便一直在進行,並在2017 年12 月皮蔡與中方會面後開始加速推進。「Google 的程式設計師和工程師團隊開發了一個定制的Android 應用程式,其中不同版本被命名為『Maotai』和『Longfei』。這一應用程式已經向中方展示,最終版本可能會在未來六到九個月內推出。」

報導稱,「蜻蜓」計劃中的舉措代表了Google 對華政策的巨大轉變,這將是近十年來Google 第一次準備在中國營運其搜尋引擎。向The Intercept 爆料這一消息的匿名人士稱,這一專案由Google 的少數高階主管人員策劃,沒有受到公眾監督,認為Google 在這其中的角色存在道德上的隱憂。

「蜻蜓」計劃一經媒體曝出,便在Google 的內部平台上引發反彈聲音。一篇內部貼文稱,一些接到要求參與「蜻蜓」工作的員工拒絕這樣做,選擇轉崗到其他工作,乃至辭職。一些員工表示,「蜻蜓」計劃違反了Google 此前關於其對中國業務立場的陳述,以及最近制定的AI 道德使用原則。

眼看「東窗事發」,Google 發言人泰吉·梅多斯(Taj Meadows)很快以一口官方口徑聲明:「我們在中國提供了許多移動應用程式,例如翻譯和Files Go,為中國開發商提供幫助,並對京東等中國公司進行了大量投資。但我們不會評論對未來計劃的猜測。」

和「Maven」一樣,大多Google 員工在媒體曝光前對「蜻蜓」計劃知之甚少。毫無疑問,很快地,因為再次被蒙在鼓里而感到憤怒的Google 員工,又一次站到了公司的對立面。

在「蜻蜓」計劃曝光後的十幾天裡,超過1000 名Google 員工簽署了一份內部請願書,稱「蜻蜓」專案引發了「緊迫的道德和倫理問題」,要求公司提高透明度,設立監督程序,允許員工參與公司產品的道德審查,任命外部代表以確保透明度:「Google 員工需要知道我們正在做些什麼。」

8 月16 日的Google 員工會議上,皮蔡首度回應員工關切,稱計劃通過搜尋引擎重新重返中國,是「探索性的」,仍處於「早期階段,一切都還不確定」。Google 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也現身這場會議,表示Google 並未妥協其原則。皮蔡稱,Google 對於在中國做更多事情的願景抱持著「非常開放」的態度,並且相關團隊「已經進行了相當一段時間的探索階段」並「探索了許多選擇」:「我真的相信,當我們在世界各地開展業務,我們會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我認為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中國市場會有所不同。」

10 月的Wired 25 週年大會上,皮蔡在公共場合首次向外界談及「蜻蜓」專案的存在,稱這項努力只是一個內部專案,旨在了解Google在中國的可能性。他表示:「Google 在不斷平衡我們為使用者提供訊息存取、言論自由和使用者隱私的價值觀,但我們也要遵循每個國家的法律。」他說,中國是一個特殊的挑戰。根據皮蔡的說法,在內部構建「蜻蜓」專案之後,Google 發現它「能夠提供超過99%的查詢,在許多領域能夠提供比(中國)現有服務更好的訊息」。

皮蔡最近一次就「過濾版」搜尋服務發表看法,是在《紐約時報》11 月8 日的專訪當中。這一次,他的言語中充滿了疑惑:「我想要為中國使用者提供服務,無論採取何種形式,但我實際上也沒有答案。我甚至不清楚給中國推出搜尋服務是不是我們今天需要做的產品。」

面對充滿非議的「蜻蜓計劃」,皮蔡還在專訪中將「Google 已經在其他國家過濾訊息」當做一個新的理由來做辯護。他將歐洲的「被遺忘權」與「過濾版」的搜尋引擎進行了類比:「我不太明白的一件事是,我們已經在許多有審查制度的國家開展業務了,當我們遵循『被遺忘權』的時候,我們就正在審查搜尋結果,因為我們需要遵守法律。」

皮蔡的這番類比言論甫一刊出,便再次引發批評。《哥倫比亞新聞評論》(CJR)首席數位作家Mathew Ingram 在評論文章中直言,皮蔡的論據是不成立的。他表示,雖然「Google 和其他公司一樣,必須遵守其經營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法律」,但是,對搜尋結果進行「廣泛的過濾和數位監控」,這與遵守「被遺忘權」並不相同,當Google 因為後者而刪除搜尋結果時,只是因為有人就與自身相關的訊息進行了投訴而已,與直接提供一個「過濾版」的搜尋服務,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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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在2006 年用Google.cn 代替Google.com 來服務中國使用者時,曾在官方部落格中這樣表示:「過濾我們的搜尋結果顯然會影響我們的使命。然而,不能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群提供Google 搜尋,影響將更為嚴重。」皮蔡如今的百般說辭,繞來繞去,依舊在這12 年前的認知上打轉。「我們能夠在中國傳遞一些東西,這很棒,」皮蔡說,「但你要知道,這是緩慢而復雜的。」

全球大罷工

經歷過「蜻蜓」計劃與「Maven」專案的「道德滑坡」震撼後,向Google 員工們洶湧而來的,是更大的沮喪與挫敗感。《紐約時報》10 月25 日的一篇重磅長篇報導,再次將Google 管理層推向了員工們的對立面。

這篇題為《Google 如何保護「安卓之父」安迪·魯賓(Andy Rubin)》的報導稱,在過去十年中,Google 對三名高階主管的性行為不端指控保持沉默,其中包括2014 年10 月離開公司的魯賓,甚至還給了後者一筆9000 萬美元的離職賠付金。報導披露,魯賓被指控在2013 年強迫一名與他有染的女性員工「在酒店房間裡進行口交」。

Google 在事後的檢舉調查中認為,相關指控是真實的。基於此,時任Google CEO 賴利·佩吉(Larry Page)要求魯賓離職,但並未公開宣揚整件事情,反而給了魯賓惜別英雄般的待遇。「我祝福安迪的下一程一切順利。憑藉安卓,他創造了擁有超過10 億使用者的卓越產品。」他在當時的一份公開聲明中這樣說道。

魯賓在當晚透過個人Twitter 帳號發聲,態度強硬地否認了所有的指控:「《紐約時報》的報導中包含了許多關於我在Google 工作的不準確描述,對我的報酬誇大其詞..... . 我從未強迫女人在酒店房間做愛。這些不實指控是我的前妻在離婚和監護權鬥爭中貶低我的誹謗行為。」

Google 人事業務副總裁艾琳·諾頓(Eileen Naughton)和皮蔡也在當天晚些時候向公司全員發出了一封聯名「滅火」郵件:「我們非常認真地確保能提供安全和包容性的工作場所。向大家保證,我們會審查有關性騷擾或不當行為的每一項投訴,會進行調查並採取行動。」這封郵件稱,Google 在過去兩年內解雇了48 名涉嫌性騷擾的員工,其中13人為高階主管職階,但沒有一人拿到離職補償。

遣詞用句如履薄冰的郵件,沒有直接回應《紐約時報》的報導指控,也完全沒有提及魯賓的名字,這不免讓期待公司能直面問題的員工感到遺憾。「對我來說,感覺好像一切都達到了沸點,」一名Google 員工向外媒感慨道,「在Maven 和蜻蜓之後,《紐約時報》的這篇報導讓沮喪的情緒觸達到了新的高點。」

那一周的周末,一群女性工程師動了起來。她們在內部論壇上發文,建議員工組織罷工,以抗議Google 對高階主管性騷擾行為的輕率處理。10 月29 日,週一,計劃參與罷工的Google 員工人數超過了200 人。

員工們的失望情緒越來越高漲。皮蔡在10 月30 日再次通過郵件發聲,對在《紐約時報》報導刊出後Google 管理層的「不充分回應」,他「深感抱歉」。皮蔡說,Google 需要「對不當行為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他表示支持員工們的罷工行動。

11 月1 日,以「走出真改變」(Walkout For Real Change)的名義,罷工行動正式登場。從新加坡到柏林、倫敦,再到美國本土的Google 加州山景城主園區,超過2 萬名Google 員工離開辦公室,表達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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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工活動的組織方還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Google 改變其政策,使女性員工能更安全地檢舉性騷擾事件,並提高這些舉報的透明度。在公開信中,Google 員工還要求公司從員工合約中移除強制性的仲裁條款。這一被美國科技業廣泛採用但具有爭議的做法,使得員工無法在公開法庭上控告雇主。公司往往傾向於對性騷擾指控進行仲裁,因為相比集體訴訟,仲裁能以更低的成本實現更快的和解,也可能使得公司免於負面宣傳。

萬人罷工的效果,立竿見影。

11 月8 日,罷工活動一周後,皮蔡宣布,公司在處理員工性騷擾及性侵投訴的問題上,有了新的政策。針對個人性騷擾和性侵指控,將不再強制透過仲裁解決,並將提高相關問題調查過程的透明度。罷工活動的組織者隨即稱讚了Google 在性騷擾問題上的迅速行動:「我們讚揚這一進步,以及帶來這種進展的迅速行動...... 集體行動是有效的,當我們共同努力時,我們可以做出改變。」

讓不少人意外的是,新的工作飲酒規則也成了Google 處理公司性騷擾投訴新政的一部分。Google 表示,公司的管理人員將負責阻止過度飲酒,不僅僅是在辦公室,還包括員工聚會的任何活動中。皮蔡說,在Google 所收到的性騷擾案件中,20% 都和酒精有關。「騷擾永遠不可接受,酒精絕不是藉口。如果問題持續存在,我們將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

在收到Google 的積極回應後,這場罷工活動的組織方鬥志昂揚地表示:「這是一場全球運動,是我們繼續工作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如臨深淵

Google 的流年不利顯然也不會這麼簡單地結束。今年以來,除去「Maven」、「蜻蜓」計劃和性騷擾事件大罷工所激蕩起的大風大浪,Google 還在很多其他方面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和Facebook、Twitter一樣,這家擁有全球最大搜尋引擎和影片網站的公司,同樣受到美國政界在選舉安全、假訊息和演算法偏見等方面的關切。今年8月,美國總統川普甚至直接在個人Twitter開槓,指責Google有自由主義傾向,存在政治偏見,稱該公司正在「壓制保守黨的聲音」。

在業務層面,曾意氣風發想要挑戰Facebook社交地位的Google+,也在發現安全漏洞後宣布將在明年關閉。現在,歐盟「鏈接稅」的問題又被擺上檯面,考驗著Google News的生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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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又一個的現實雷區,讓Google 戰戰兢兢,卻又依然保持著理想主義的驕傲。

「Google 還像你14 年前剛加入時的那一家公司嗎?」在《紐約時報》本月初的專訪中,皮蔡被問到了這樣一個問題。在經歷了2018年至今的各種風波之後,簡短的問題背後似乎裹藏著許多不可名狀的意涵。

皮蔡回答道:「當我一開始加入Google 時,它是一個非常理想主義和樂觀的地方,我很震驚。在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上,我仍然能看到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 」

「但是世界已經不一樣了,也許有些事情更多地是艱難的現實主義。我們也經歷了更多的失敗,但在Google,總是有一股強烈的理想主義,你今天仍然可以看到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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