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的人，有資格投票嗎？

人人都該有投票權，過去黑人和女人不能投票，那是因為過去我們錯了。在現代，全民民主理所當然到你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然而，在《反民主》裡，哲學家布倫南（Jason Brennan）主張這種看法才是錯的，而且它會讓民主更糟。你有理由看看布倫南的說法，因為如果他是對的，我們麻煩就大了。

布倫南認為全民民主不是好選擇，因為人們遠比自己想的無知。當然，我們早就知道自己沒有完整了解核電、年金、同性婚姻、勞基法等議題，不過布倫南講的甚至不是這麼難的事情，而是相當於「蔡英文支持調薪、降低工時嗎？」這種簡單的問題。在2000美國總統大選中，知道候選人高爾比對手支持墮胎、社會福利和環境保護政策的民眾，低於一半。在這些重大政治的客觀知識上，美國人的平均表現甚至輸給銅板。在美國，指出選民超乎想像無知的研究汗牛充棟，在台灣，我們天天面對瘋傳的媒體假資訊，大概也沒人對群眾的政治知識有多少信心。

無知的人，有資格投票嗎？

全民民主讓群眾決定我們的未來，只是，我們有理由讓無知的人決定自己的未來嗎？順著布倫南的「攻勢」，我們必須面對這些令人頭痛的問題：

若你知道某個醫生其實不懂醫學、執照是作弊得來的，你不會找他看病。如果國家強迫你必須給他看病，你有好理由抗議，因為這會讓你的權益受損。然而，讓對於政治無知到一定程度的人擁有投票權，就跟給不懂醫學的人看病一樣，是把自己的權益交到會把事情搞砸的人手上。民主國家讓無知的人有投票權，而投票結果會影響我的權益，我似乎有同樣的理由抗議，不是嗎？
未成年人在大部分國家都沒有投票權，理由之一是多數未成年人的認知能力和知識不足，無法明智地投票。然而若是這樣，為什麼那些認知能力和知識不足的成年人，就有資格投票？並且根據上述研究，這種人還不在少數。

基於這些考慮，布倫南主張我們應該想想「知識菁英制」（Epistocracy）的可能性。在知識菁英制裡並非人人有票，因為投票權有門檻。門檻的設計，則著眼於「選拔」或「製造」具備較好知識的投票者，例如：

只有通過特定社會╱政治知識測驗的人才有投票權。
每次選舉前，在全國人口中隨機抽出一小群人，讓他們參加社會╱政治知識能力的培訓課程。只有這群人在這次選舉有投票權。
保留全民民主，但成立「知識菁英議會」，由通過嚴格的社會╱政治知識測驗的人組成。知識菁英議會不能主動立法，但具有否決權，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

當然，目前並沒有哪些現代國家真的採用這些做法，所以我們不知道它們的表現會不會比純粹的全民民主更好。不過，布倫南認為我們至少有理由進行制度研究，並採用比較好的制度。

人口統計特徵的反駁

或許有些人擔心，上述知識菁英制會造成讓弱者更弱的結果：最需要正確政策幫助的人，往往也是沒有能力通過「知識菁英考試」的人，在知識菁英制度之下，他們的聲音將因為手中沒有選票而被忽視。布倫南把這種擔憂稱為「人口統計特徵的反駁」：知識菁英制下有投票權的人，會因為自身屬於特定族群，而投下不公正的一票。

布倫南認為「人口統計特徵的反駁」是過度擔憂。首先，缺乏知識的人就算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見得知道要怎麼投票才能實現願望，例如我想要經濟成長，但是自由貿易和保護主義究竟哪個能促進經濟成長呢？或者說，我想要降低犯罪率，但是同一筆經費要用在加強取締還是改善教育上，才能比較有助於降低犯罪率？缺乏知識的人就算知道自己要什麼，依然有如蒙眼投票，難以讓投票反應自己的價值立場。對此，布倫南舉了晚近的例子：川普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國農村白人，但川普的政策並沒有對他們特別好。

再來，布倫南指出，有許多研究顯示，投票者的投票方向和動機，多半不是出自自己利益，而是為了國家和民族著想（即便大家對此的想像不見得相同）。布倫南認為這很合理，因為如果一個人只在乎自己的利益，他根本不會去投票，單一選票的效益太小，而其他機會成本太大。

當然，在《反民主》裡，布倫南多次強調，知識菁英制的合理性，必須倚賴包含上述在內的許多經驗前提。如果我們發現全民民主在結果上比知識菁英制更有助於讓弱勢獲得公平處境，或者如果我們發現知識菁英制底下有投票權的人傾向於忽略弱勢，那麼布倫南會承認，這些都將成為反對知識菁英制的理由。

我的看法

這些經驗前提成立與否，需要科學檢驗，單用邏輯或直覺無法蓋棺論定。不過我想指出一個可能的討論方向：在知識菁英制之下擁有投票權的人，即便（根據以上研究）不是出於自己的利益投票，而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大義投票，依然可能因為自己屬於優勢族群，缺乏居於社會底層或邊緣的生命經驗，做出對於弱勢不利的投票結果。若台灣實施知識菁英制，可以想像原住民和新住民擁有的投票權會不成比例的低，而即便手握投票權的「菁英」胸懷建立多元平等國家的理念，他們可能也不確定，對於原住民和新住民來說，哪些政策有助於維護多元和平等等。

在知識菁英制之下，我們可以預期特定弱勢族群將失去大部分投票權，即便我們信任擁有投票權的人會憑良心投票，結果也未必對社會公平。另外，在歷史上，特定族群因為沒投票權而趨於劣勢的情況並不少見，過去的黑人和女人，以及（我認為）現在的未成年人，都是例子。

當然，知識菁英制的支持者或許能說，我們可以把關於弱勢族群的知識放進知識菁英的選拔和教育裡，確保投票人有「多元視野」。不過這樣做的效果有多少、會不會違反布倫南在《反民主》裡提到的中立原則，則有待觀察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