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CEO 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我們做錯了一些事,科技無法解決所有人類的問題

編者按:Google 正在處於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之一,而帶領 Google 面對這些的,不是賴利佩吉,而是言談溫和的印度工程師 Sundar Pichai。在《紐約時報》的專訪中,對自己的童年經歷、Google 的公司文化、矽谷沒落、有爭議的技術與社會問題等,Pichai 親自進行了闡述。本文來自《紐約時報》,以下是正文。

Google 今天面臨的挑戰,比其 20 年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要多。

  • 公司的性騷擾醜聞,以及傳言中正在研發的「Google受審查版本」,都讓員工和外部人士感到憤怒。

  • 數據洩露事件後,Google 明年將被迫關閉 Google+。

  • 關於 Google 的各種政治和社會議題爭論,包括「是否研發軍事級人工智慧」在內,都在試探民眾忍受力的底線。

然而,負責帶領 Google 擺脫這個「雷區」的人,不是Google的創始人賴利佩吉和謝爾蓋布林,也不是 Google 前首席執行長兼董事長艾立克史密特(他去年也被淘汰出局),而是 Sundar Pichai,一位在印度清奈長大、言語溫和的工程師。

Pichai 先生小時候對讀書有巨大的興趣,他曾就讀於著名的印度理工學院、史丹佛大學和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並獲得了高等學位。在 Applied Materials 公司和麥肯錫公司任職後,他於2004年加入 Google。

Pichai 先生協助開發了 Google 的瀏覽器 Chrome,並於2014年接管了公司的產品業務、工程業務。此外,他還負責 Google 平台和產品的研究工作,包括搜尋、廣告和 Android 系統。2015年,Pichai 先生開始擔任 Google 的首席執行長,並於去年加入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的董事會。

《紐約時報》對他進行了專訪。本文對專訪進行了整理。

Google CEO 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我們做錯了一些事,科技無法解決所有人類的問題

問:跟我們講講你在清奈長大的故事吧。

Pichai:我小時候的生活很簡單,與今天的世界相比,我覺得那時候更好。我們住在一個小房子裡,與租戶共同生活。我們會睡在客廳的地板上。我成長的過程中,家鄉發生了乾旱,那時候的我們都感到非常焦慮不安。即使是現在,我睡覺時仍然必須在床邊放一瓶水。別人家的房子都有冰箱,我們在很久之後終於也買了冰箱。這是家裡的一件大事。

但我有很多時間閱讀,吸收了很多知識。我去讀可以得到的任何東西。我讀過狄更斯。跟朋友玩、玩街頭板球、看書——這就是我全部的童年。但我一直都感到充實。

問:來美國史丹佛大學是什麼感覺?

Pichai:這是我第一次上飛機。我一直想進入矽谷,我知道,矽谷就是一切奇蹟發生的地方。記得當時我在加州入關,然後在寄宿家庭那兒住了大約一個星期。坐在從機場出發的車裡,我看著外面感嘆:「哇,這裡一切都是棕色的。」而我的寄宿家庭說:「我們喜歡把它稱為金色。」

當我回到印度理工學院時,我很少有機會能用計算機——好像就用過三四次把。我需要一個能用計算機並且可以編程的實驗室,這對我來說是個大問題。那時,我完全陷入了困境,在某種程度上,我無法跟上並理解互聯網最新的潮流。

問:你14年前開始在 Google 工作。你覺得現在 Google 變了嗎?

Pichai:第一次加入 Google 時,我感到震驚的是,這是一個非常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的地方。在我們今天做的許多事情上,我仍然看到了理想主義和樂觀主義。但今天的世界不同於昨天。有些事情是多麼艱難,也許我們需要更多地吸收現實主義精神。我們也開始有了更多的失敗。但是,Google 內部總是有一股強烈的理想主義,今天仍然未曾消散。

問:家庭生活對你在技術方面的思考有什麼影響嗎?

Pichai:每個星期五晚上回家後,我都真的很想在這幾天內都遠離電子設備。然而,目前的我還沒有成功地做到這一點。在家裡,我不太輕易允許孩子看電視,孩子在打開電視之前必須做點什麼更有意義和活力的事兒。其實我還挺矛盾,因為我看得到,我的孩子們從這種充滿科技和電子設備的世界中學到了很多。我兒子今年11歲,他正在搞以太幣,而且還真的能賺錢。他正在通過技術深入瞭解世界如何運作、商業如何運作。

每一代人都對新技術感到擔憂,但是卻也不能否認它的好處。就像小時候,我們的父母就總擔心搖滾巨星貓王會對孩子產生不好的影響。所以,每當一個新技術產生時,我總是會問自己,「這是一件好事嗎?」話雖如此,但我也確實能意識到,現在發生的變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快得多。我兒子還沒有自己的手機。

問:像Google這樣的科技公司,似乎很容易就能在社交媒體上螢幕蔽直接的色情和暴力內容。但是,對於洗腦宣傳、假新聞和擾亂心智的其他內容,是不是 Google 也很難有什麼作為?

Pichai:在某些行業,對於是非問題,社會有很明確的共識;然而在一些領域,社會很難劃清是非的界限。你覺得自己受到另一群人歧視的言論自由與仇恨言論有什麼區別?美國和歐洲在這個問題上有著完全不同的認知基準。一些在美國允許傳播的影片,歐洲民眾看了卻覺得是在傳播仇恨言論。

如果人們不相信氣候變化是真的,或者認為疫苗沒有用,他們是否可以被允許表達這些意見?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雖然我們都在使用人工審稿,但審稿人也會有犯錯誤的可能。

問:本月估計有20,000名Google員工參加了性騷擾抗議活動。你對員工做出了什麼樣的回應?

Pichai:員工們去抗議是因為他們希望我們改進,他們希望我們表態,承諾公司可以做得更好。我們正逐漸認識和理解到,現在公司肯定有些錯誤的事情。(原文:We're acknowledging and understanding we clearly got some things wrong.)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運營公司,在這個過程中會有很多經驗教訓。例如,我們建立了員工報告問題的管道。但是,員工使用這個管道的困難程度顯然比我們意識到的要困難得多。

問:公司現在有士氣問題嗎?

Pichai:世界上存在很多挑戰,考慮到 Google 所做的一切,我們覺得 Google 很多問題上都處於最前線。 但是,當人們說「挑戰過多了」時,我總是說,「活著就是要挑戰」。我嘗試把自己放在世界的不同時間段。如果你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或流感時期、或大蕭條時期、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來臨之時,抑或是在20世紀60年代,當馬丁‧路德‧金被槍殺、甘迺迪被槍殺、越戰、冷戰和古巴導彈危機……所以,只要活著,就不怕挑戰。

但話說回來,我認為,作為人類,我們正在面對和處理越來越大的事情。像 Google 這樣的公司,我們有著更深層次的使命,我們能感受到肩負的重壓。我覺得員工們都充滿活力,他們想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問:有人擔心,矽谷正在迷失於集體思考之中,並逐漸失去優勢。你有這樣的憂慮嗎?

Pichai:我無法保證說,矽谷將永遠是世界上最具創新性的地方。只有上帝才能下這種判斷。但是,至少現在我還是對矽谷信心十足的,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矽谷中有許多人在悄悄地研究一些前沿技術。10年後,當我們回顧往事,我們會發現這些技術非常深刻。我們覺得,矽谷目前仍正處於技術的尖端,就像之前的互聯網一樣。

問:你剛來這裡的時候,矽谷打動你的是理想主義。你覺得現在的矽谷還有那種理想主義嗎?

Pichai:我仍然抱有樂觀態度,但也不是絕對的樂觀,而是審慎的樂觀。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必須更加謹慎、仔細、全面地對待每一個問題。但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事情:技術並不能所有解決人類的問題。指望技術解決一切,這麼想是天真的。技術是推動者,但人類必須處理人類自己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有兩大誤區:一是過分依賴技術來解決問題,二是把技術當作所有問題發生的根源。

原文鏈接:https://www.nytimes.com/2018/11/08/business/sundar-pichai-google-corner-offi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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