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創業教父格雷厄姆：你創業不成功，可能只是選錯了城市

保羅·格雷厄姆（英語：Paul Graham，1964年11月13日－），美國著名程式設計師、風險投資家、部落格作者和技術作家，他被稱為「矽谷創業教父」。

本文為他過去發表的一篇文章，他談到了自己在不同城市的經歷，並推薦年輕人早日確定自己的一生目標——這將決定你和城市的相互選擇。

偉大的城市吸引著雄心勃勃的人。你在一個城市裡散步時，可以感覺到這一點。在無數種微妙的方式中，城市向你傳遞一個訊息：你可以做得更多，你應該更加努力。

令人驚訝的是，這些資訊可以有多麼不同。

紐約告訴你，最重要的是：你應該賺更多的錢。當然，也有其他資訊，比如你應該更時髦，你應該變得更好看，但最清楚的訊息是：你應該變得更有錢。

我喜歡波士頓（或者說劍橋）的原因是，那裡的傳達的信息是：你應該更聰明。你真的應該去讀那些你一直想讀的書。

當你問一個城市傳遞了什麼訊息時，你有時會得到令人驚訝的答案。就像矽谷尊重大腦一樣，矽谷發出的訊息是：你應該更強大。

這與紐約發出的訊息不盡相同。當然，權力在紐約也很重要，但紐約最在乎的是財富，哪怕只是你繼承的財富。在矽谷，除了一些房地產經紀人，沒有人會在意，在矽谷，重要的是你對世界有多大影響。那裡的人關心Google創始人拉里和謝爾蓋的原因不是他們的財富，而是他們控制著Google，這幾乎影響到了所有人。

城市對於創業重要嗎？

一個城市發出什麼樣的訊息很重要嗎？答案是：的確很重要。

你可能會認為，如果你有足夠的意志力量去做傑出的事情，你就能夠超越你所在的環境。你住的地方應該最多造成幾個百分點的差異。但是，如果你看一下歷史證據，環境似乎比這更重要，大多數做出偉大事情的人都聚集在當時的少數幾個地方。

你可以從我之前寫的東西中看到城市是多麼強大：幾乎所有你聽說過的15世紀的義大利畫家都來自佛羅倫斯，盡管米蘭和佛羅倫斯一樣大。佛羅倫斯的人在基因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你必須假設有一個出生在米蘭的人具有像達文西一樣的天賦能力，但是，他去哪了？

如果連和達文西一樣有天賦能力的人都無法戰勝環境的力量，你認為你能嗎？

我不知道。我相當頑固，但我不會試圖對抗這種力量，我寧願利用這種力量，所以我思考了很多關於住在哪裡的問題。

我一直想像柏克萊會是一個理想的地方：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有好天氣的劍橋。但當我幾年前終於嘗試住在柏克萊時，結果發現不是這樣的。柏克萊傳遞的信息是：你應該生活得更好，柏克萊的生活是非常文明的。它可能是來自北歐的人在美國感覺最自在的一個地方。但是，其中並沒有很多雄心壯志。

現在回想起來，一個如此宜人的地方，會吸引對生活品質最感興趣的人，並不奇怪。事實證明，一個有好天氣的劍橋並不是劍橋。你在劍橋遇到的人並不是偶然出現在那里的。你必須做出犧牲才能在那裡生活。那裡很貴，而且有些骯髒，天氣也經常不好。因此，你在劍橋找到的那種人，是想生活在最聰明的人所在的地方的人，即使這意味著生活在一個昂貴的、骯髒的、天氣惡劣的地方。

截至目前，劍橋似乎是世界的知識之都，我知道這似乎是一個荒謬的說法。但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如果說其他地方是知識之都會更加荒謬。

從雄心勃勃的學生的流量來看，美國大學目前似乎是最好的。哪個美國城市更有優勢？紐約嗎？有相當數量的聰明人，但被更多的穿西裝的新人類稀釋了。灣區也有很多聰明人，但同樣被稀釋了；那裡有兩所偉大的大學，但它們相距甚遠。按照西海岸的標準，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幾乎是相鄰的，而且它們周圍有大約20所其他學院和大學。

因此，劍橋給人的感覺是一個以思想為主要產業的城市，而紐約的產業是金融，矽谷的產業是初創企業。

城市，其實是人的集合

當你在談論城市時，你真正談論的是人的集合。

很長一段時間裡，城市是唯一的大型的人的集合，所以你可以交替使用這兩個概念。但我們可以從我提到的例子中看到事情正在發生多大的變化。紐約是一個典型的偉大城市。但劍橋只是一個城市的一部分，而矽谷甚至不是一個城市，矽谷只是一片區域。

也許網路會進一步改變這種情況。也許有一天，你所屬的最重要的社區將是一個虛擬社區，而實際居住地將不重要。但我不確定這是否真的會發生，畢竟，與網路比較起來，真實世界的頻寬以及解析度非常高，而城市向你發送訊息的一些方式是相當微妙的。

每年春天回到劍橋的一個令人振奮的事情，是在黃昏時分穿過街道，這時你可以看到街旁房子裡的情況。當你在傍晚穿過帕羅奧圖（矽谷的城市）時，除了電視的藍光，你什麼都看不到。在劍橋，你看到書架上擺滿了看起來很有意思的書。帕羅奧圖在1960年可能很像劍橋，但你現在絕對想不到附近有一所大學，現在它只是矽谷較富裕的社區之一。

一個城市對你傳達的信息大多是偶然的：在你透過窗戶看到的東西中，在你無意中聽到的對話中。這不是你必須尋找的東西，而是你無法避免的東西。住在劍橋的職業危險之一是偷聽那些在陳述句中使用問句語氣的人的談話。但是，平均而言，我會選擇劍橋的談話而不是紐約或矽谷的談話。

一位在90年代末搬到矽谷的朋友說，住在那最糟糕的事情是偷聽對話的內容太低俗。當時我認為她的說法很古怪。當然，偷聽別人說話可能很有趣，但偷聽的對話內容有那麼重要嗎，以至於會影響你選擇居住的地方？現在我明白她的意思了。你偷聽到的對話告訴你，你周圍都是什麼樣的人。

無論你多麼堅定，都很難不被周圍的人所影響。這並不是說你會做一個城市期望你做的任何事情，而是當你周圍沒有人關心你所做的事情時，你會感到氣餒。

在鼓勵和氣餒之間有一種不平衡，就像掙錢和失去金錢之間一樣。大多數人高估了金錢的負面效應：他們會更努力地避免失去一美元，而不是去獲得一美元。同樣，雖然有很多人足夠強大，可以抵製做某件事，但很少有足夠強大的人可以持續做周圍沒有人關心的事情。

因為野心在某種程度上是不相容的，所以每個城市都傾向於專注於一種野心。劍橋之所以成為知識之都，不僅僅是因為那裡集中了很多聰明人，還因為那裡的人沒有其他更關心的事情。如果在紐約和海灣地區，一位大學教授就變成了二等公民，除非他們創辦對沖基金或創業公司。

自網路泡沫以來，紐約人一直想知道一個問題：紐約是否能發展成為一個與矽谷相媲美的創業中心。不太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在紐約創辦創業公司的人會覺得自己是二等公民。在紐約，人們已經有了其他更推崇的東西。

從長遠來看，這對紐約來說可能是一件壞事。一項重要的新技術的力量最終確實會轉化為金錢。紐約也認識到這一點了，只不過比起矽谷，紐約更看重錢。而事實上，紐約在金錢游戲中也輸給了矽谷：在富比士400強中，紐約和加州居民的比例已經從1982年首次公佈名單時的1.45（81:56）下降到2007年的0.83（73:88）。

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傳達信息。只有那些具有某種野心的中心城市才能。而且，如果你沒有在那裡生活過，很難準確判斷一個城市傳遞了什麼信息。我瞭解紐約、劍橋和矽谷所傳達的信息，因為我在這幾個城市都住過幾年。華盛頓和洛杉磯似乎也在傳遞信息，但我還沒有在這兩個地方呆足夠長的時間來確定是什麼。

在洛杉磯，最重要的事情似乎是名聲。躋身名人列表最重要，或與那些人成為朋友。除此之外很像紐約，雖然可能更強調身體的吸引力。

在華盛頓，傳遞的信息似乎是：最重要的是你認識誰。你想成為「內部人士」。在實踐中，似乎與洛杉磯的情況差不多。在那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名人清單，你想成為其中的一員，或者接近那些名單上的人。差別就在於，這兩個名單的選擇標準不同——其實也差別不大。

 

 

想取得偉大成就，一定要住在大城市？

想取得偉大成就的人一定要住在大城市嗎？不一定，所有的大城市都能激發某種雄心壯志，但這並不是唯一的選擇。對於某些類型的工作，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小撮有才華的同僚。

城市所提供的是受眾，和一群同道中人。在數學或物理學這樣的領域，這些並不那麼關鍵，除了同行，不需要太多人關注你的工作。數學或物理這樣的領域，你需要的是一個有合適同事的部門。可以在任何地方，無論是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哪都行。

在藝術、寫作或技術等領域，大環境很重要。在這些領域，最好的從業者並不聚集在幾個頂尖的大學院系和研究實驗室里，部分原因是很難判斷誰是人才，部分原因是一個人不需要依靠教學或研究經費來支援自己，人們願意付費。正是在這些領域，大城市的幫助最大：你需要感到你周圍的人關心你所做的工作的鼓勵，而且由於你必須為自己尋找同行，你需要大城市提供的更大的接納機制。

你不必一生都生活在一個大城市。關鍵的幾年是你職業生涯的早期和中期。顯然，你不一定需要在大城市長大。在不在大城市上大學，這似乎也不重要。對大多數大學生來說，幾千人的世界似乎已經足夠大了。此外，在大學裡你還不必面對最困難的工作：發現新的問題並解決。

當你進入下一個更困難的階段時，在一個可以找到同伴和獲得鼓勵的地方，對你幫助最大。印象派畫家顯示了典型的模式：他們出生在法國各地（畢沙羅出生在加勒比海），死在法國各地，但真正決定他們的是在巴黎共同度過的那些年。

除非你確定你想做什麼，以及知道主導中心在哪里，否則你最好選擇盡可能在你年輕時多嘗試住幾個地方。除非你生活在那裡，否則永遠不知道一個城市傳遞了什麼樣的信息，甚至不知道它是否還在傳遞信息。你以為的信息往往是錯誤的：我25歲時嘗試住在佛羅倫斯，以為那里是一個藝術中心，但結果是我晚到了450年。

有些人在16歲時就知道他們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但大多數有野心的孩子，他們只知道自己想做一件大事，他們還沒有決定是要成為一個搖滾明星還是一個腦外科醫生，這並沒有錯。但這意味著如果你有這種野心，你可能不得不通過試驗和錯誤來找出應該生活的地點。你可能必須找到讓你有家的感覺的城市，才能確定你有什麼樣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