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 擊垮了 133 年信任傳統：普林斯頓大學廢除「無監考考試」，強制教授重回考場

在 ChatGPT 等生成式 AI 工具的打擊下，一套建立在「人性信任」基礎上的教育制度，在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水門事件以及網際網路的衝擊後，最終在 2026 年宣告失靈。

2026 年 5 月 11 日，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召開全體教職員大會，以「僅 1 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一項歷史性決議：自 7 月 1 日起，所有線下考試必須強制安排教師在場監考。這項新政策，正式宣告終結了普林斯頓自 1893 年起實行、引以為傲的「無監考榮譽守則」（Honor Code）傳統。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校報的最新匿名調查，高達 29.9% 的大四學生承認在校期間曾有過作弊行為，而目睹違規卻選擇不舉報的比例高達 44.6%，真正實行舉報義務的學生僅占 0.4%。

普林斯頓大學部院長 Michael Gordin 在致教職員的信中無奈寫道，AI 與個人行動裝置的普及，使得作弊行為「在日常外觀上與正常答題幾乎無法區分」，而學生不願舉報，更是因為「害怕在匿名社群媒體上遭到同儕人肉搜索與起底」。

就在普林斯頓投票的前三週，西岸的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也通過了類似的監考授權。美國最頂尖的學術殿堂，正集體迎來一場信任的黃昏。

驚人數據：近三成學生坦承作弊，同儕監管機制淪為空殼

普林斯頓的「榮譽守則」核心機制在於：考試期間教授必須離場，學生獨立作答並在考後簽署承諾書，若發現旁人作弊則有義務舉報，被指控者由同學組成的「榮譽委員會」進行陪審與裁決。這套機制假設學生會因為榮譽感而自律，也會因為對群體的責任而相互監督。

然而，2025 年校報對 500 多名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進行的匿名調查，徹底擊穿了這項美妙的泡沫：

• 29.9% 的畢業生坦承在作業或考試中曾有作弊行為。
• 44.6% 的人曾目睹他人作弊，但選擇冷眼旁觀、不予舉報。
• 0.4% 的人曾向學校舉報同學——這意味著大約每 250 人中，僅有 1 個人願意履行守則義務。

前榮譽委員會主席 Nadia Makuc 指出，現在的作弊手段極其隱蔽且難以防範。「如果線下考試被允許使用筆記型電腦，學生只需要切換到另一個瀏覽器視窗；若是筆試，他們就在課桌底下偷偷看手機，或是找藉口去上洗手間。」

這些動作與正常的考試答題、思考或生理需求在外觀上幾乎完全一致。坐在隔壁的同學根本無法分辨，對方低頭是在構思答案，還是在偷看螢幕。

更糟糕的是，這種風氣在匿名社群應用程式（如 Fizz）上被廣泛討論，遵守規則的學生反而被同儕笑稱是「傻瓜」。當「每個人都在作弊」的認知擴散時，守法者的心理防線也隨之崩潰。28% 的大四受訪者坦承，在課程明令禁止的情況下，他們依然在作業中使用過 ChatGPT 來走捷徑。

133 年的歷史：曾是普林斯頓靈魂的一部分

在 19 世紀末的普林斯頓，作弊曾是學生與教授之間的一場貓捉老鼠遊戲。學生以「智勝」教授為樂，教授則耗費大量精力抓作弊。

直到 1893 年 1 月，幾位高年級學生決定改變這種對立的關係。大四學生 Charles Ottley 等人借鑑了中學時期的榮譽體系，向校方提出一項大膽的提議：取消監考，改以「紳士的榮譽」做為擔保。

同年 1 月 18 日，普林斯頓教職員會議正式通過決議，並記錄道：「鑑於學生反對考試作弊的情緒日益高漲，且渴望以紳士的榮譽參加考試，茲決議：即日起考試不再設定監督，每位學生僅需在試卷末尾簽署聲明：『我以紳士的榮譽起誓，在本次考試中，我既未給予也未接受任何幫助。』」

這套制度在當時被譽為「決定性的成功」，並吸引了全美媒體爭相報導。1969 年實行男女同校後，誓言中的「紳士」一詞被修正，但核心的信任本質從未動搖。《了不起的蓋茨比》作者、普林斯頓校友 F. Scott Fitzgerald 曾寫道，在普林斯頓，違反榮譽守則「根本不會出現在你腦海中，就像你不會去翻室友的錢包一樣。」

但這個延續了百年的美麗傳統，在 2026 年的生成式 AI 浪潮前，終究還是低下了頭。

史丹佛大學同步跟進：減輕學生的「不可持續道德負擔」

普林斯頓並非這場變革中的孤勇者。就在普林斯頓投票的前三週（2026 年 4 月 23 日），西岸的史丹佛大學教職員評議會也全票通過了新政策，授權教師得對線下考試進行監考，自 2026 年秋季學期起生效。

雖然兩校的政策力度略有不同——普林斯頓是「強制要求」所有線下考試必須有教師在場，而史丹佛是「授權允許」教師自行決定是否監考——但兩者釋出的訊號完全一致：「學生會自覺遵守規則」的傳統假設，已經不合時宜。

史丹佛在解釋政策目的時，提到了一個非常具啟發性的措辭：希望能藉此減輕學生「不可持續的道德負擔」。在此前的制度下，學生被強行賦予了舉報同儕學術不端行為的義務，這在現代校園環境中，正在演變成一種難以承受的社交精神壓力。

普林斯頓寫作課講師 Soo-Young Kim 也指出，舊有的同儕舉報要求「給學生施加了不必要的道德枷鎖，既要求他們做出本不該被迫做出的同儕審判，又在學生之間營造了互相信任防備的猜忌氛圍。」

高等教育的「去數位化」反撲與防線

美國佛羅里達州聖彼得堡學院的倫理與法律教授 Christian Moriarty 指出，這是一場學術界與 AI 作弊技術之間的「軍備競賽」。全美範圍的研究顯示，約有三分之一的大學生承認曾使用 AI 來完成整份作業。

為了應對這場誠信危機，全美高校的教授們正發起一場「去數位化」的反撲。他們正紛紛回歸傳統的藍色紙質答案本（Blue book）、口試，甚至開發複雜的 AI 檢測軟體。然而，學生們也隨即升級，在交卷前先用多個 AI 檢測程式自我檢查，確保能完美繞過老師的過濾機制。

「我們面臨的危機，不僅是教育的靈魂，還有整個人群批判性思維的真正發展，」Moriarty 教授憂心忡忡地說，「你會願意去看一個在醫學院期間全程用 AI 寫作業、考試的醫生嗎？你會願意聘請一個靠 AI 通過律師特考的律師來為你辯護嗎？」

物理系講師 Jason Puchalla 雖支持改革，但也語帶遺憾地表示：「如果教育的起點是假設學生一直在作弊，而我們的唯一工作就是防範與阻止他們，那將是一場極其不幸的教育悲劇。」

150 年前的 1876 年，普林斯頓校報的社論曾寫道：「讓每個人在試卷末尾寫下一份承諾，聲明自己既未給予也未接受幫助，讓教授和導師們把精力放到比監視欺詐更有價值的事情上去吧。」

「把學生當作流氓來防範，以確保他成為一個學者，這在道德教育上無疑是糟糕的政策。」——1876 年的社論如此警告。

但在這個技術狂飆、道德自律被徹底解構的年代，放任失去公平的信任，代價顯然更為慘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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